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有问题的发展路线、粗暴变形的路线执行，环环相扣，最终导致了底层流血事件。这一次，官员换血，是否能阻止流血？

　云南大搞土地开发惹的祸

　　云南晋宁县富有乡的流血冲突，场面惨烈，两千多名富有村村民对峙上千名避弹衣、瓦斯等装备精良的打手，最终村民死亡2人，打手死亡6人。在前云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维骏看来，这是一场迟早会来临的灾难，灾难的种子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萌芽，和现已落马的原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的路线方针有关。

　　2001年，白恩培就任云南省委书记，提出建设大昆明概念，一举推行“一湖四片”的毁乡造城大城市化运动。全省很多地区效仿，大大理、大红河、大曲靖，在全省掀起一个把郊区盖成城、把郊区毁掉的浪潮。杨维骏对认为这种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方针，认为规划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不顾自然生态环境的人为造城，把原来的自然发展的痕迹打破，新城成为空城。在这场粗暴的现代化造成运动中，围着滇池建城市，大片基本农田被毁。

　　这种发展方针，带来大批失地农民。2009年以来，云南全省共有失地农民228.11万人，而且该数据并不包括水利水电工程建设项目征地产生的移民。其中：城市规划区内61.61万人基本上完全失地，城市规划区外166.5万人，征地后人均耕地面积不足0.3亩且年满16周岁及以上失地农民81.83万人。

　　云南本地官员也清楚拆迁过程中的问题，在公开汇报材料中，他们承认，一些重大项目开展征地时成立的项目指挥部只是临时机构，没有设立一个具有征前审查、全程跟踪、实施监管等职能的部门。相关部门间的协调对接、征地补偿款的分配、用地单位和施工单位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等事项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导致征地项目完成后，遗留问题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对后续征地工作的开展造成较大影响。

　　大批失地农民，已包含不稳定因素，而在征地拆迁的过程中，低价拿走农民的土地，势必会使不稳定因素成为更危险的导火索。在杨维骏的讲述中，失地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满，以及和政府的冲突早成为现实：“有的每亩市场价400万元，只给村民12万元，征地2万亩总计剥夺村民金额高达千亿元，农民多次到省委大门口下跪哭诉，白恩培都坐视不理。”“农民没有地方住了，年轻的农民给他一点钱可以租楼房，七八十岁的老农民不习惯住楼房，只好回家住猪圈、柴房。那里面阴暗潮湿，老人住里面很容易诱发急性病，死了二十几个人。” 2008年以来，随着云南拆城运动的大开展，上访的农民也越来越多。

　大项目带来的大贪腐

　　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中，除山西外，云南的官场“地震”也较为剧烈。已有两名省部级官员被处理：原副省长沈培平，原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白恩培，白事发原因也主要与其近10年云南省委书记的任职经历有关。

　　沈培平、张田欣、白恩培被调查、免职后，媒体详细曝出三人的贪腐行为，均涉及云南的矿产资源开发问题。除去高级别官员有问题之外，2014年以来，云南也有大批官员被调查：云南省交通厅党组书记杨光成、云南警官学院副院长钱磊和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副局长张先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

　　在中央巡视组对云南进行巡视后，反馈了云南诸多问题：反映领导干部问题较多，工程建设、矿产开发、土地使用以及教育、医疗、社会管理等领域腐败案件易发多发。云南省官员的贪腐，正和云南近几年上大项目，城建改造等发展路线紧密相关，和工程腐败有关的案例比比皆是。近日，昆明市中院开庭审理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原副厅长陈锡诚一案，检方除了指控陈锡诚收受和索要多家房地产公司的贿赂、贪污公款外，还有更令人震惊的事实：云南省流动人口出租房试点项目因少数几个人转手，就变身为商业房地产开发，且仍以公益项目名义申请减免了近千万元的税费等费用——此官员的腐败之手竟然插入政府公益项目中。

　　原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州长杨红卫更是胆大，直接插手姚安县地震“统建房”的生意，从招投标环节就开始出现违规，让几家公司通过“围标”、“串标”取得了民房重建工程。杨红卫大肆插手工程、大搞权钱交易的行径，因房子质量问题牵扯，终被查出，贪腐“盖子”逐步揭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等受访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明，云南的官场“地震”跟山西有相同点，“云南也是资源大省。山西和云南都暴露出资源领域的反腐败问题。如何防范资源领域的腐败，防止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开发建设的过程中，形成官商勾结的局面，这也是云南下一步的重点。

　遗留难题重重 考验继任官员

　　在秦光荣卸任省委书记后，原省长李纪恒接任省委书记。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遇上了云南晋宁的流血事件，但这并不是最重大的考验。一般而言，继任官员上任后处理日常的事务是最基本的，此外还要稳定军心，让留任的其他官员从腐败案件的阴影中走出来，更要处理前任官员所遗留下来的各种问题。

　　李纪恒的挑战不可谓不艰难。据专家分析，在经济发展上，过去白恩培主政的十年，虽然大项目挂在嘴边，但云南经济的发展十分缓慢，处于边陲一角的云南省一直以来都被圈定为“老少边穷”区域，外界记住的支柱产业似乎只有烟草和旅游。去年，云南的人均GDP在全国各省份中位居倒数第三，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云南经济的重担将会落在新任省长的肩上。

　　比起云南拆迁导致的冲突的现实矛盾而言，新省长面临的云南经济转型是更深层的问题，其实早在2012年，李纪恒任职云南代省长时，就对大项目建设和拆迁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拆迁也讲GDP，新建也讲GDP，靠这样的大拆大建去追求所谓GDP，其实是靠不住的。”他曾毫不回避近些年云南在城市建设中被民众和媒体诟病的问题，言辞中也未来有过一些忧虑：“莫让今天的政绩成为城市明天的包袱。”而过去遗留的包袱，在今天已经快成为危险的炸药，这对继任的官员是严峻的挑战。